在青藏高原北部的柴達木盆地，察汗烏蘇河的流水沖刷著千年歲月。在這里，掩埋著很多公元5世紀至9世紀的文明遺存。其中，那些沉睡在墓葬中的彩繪木棺板，如同被時光封存的畫卷，在21世紀初至今的二十余年間陸續重見天日。它們以礦物為墨、以木板為紙，繪就了農耕狩獵、宴飲出行、商旅活動等鮮活場景，不僅見證了絲綢之路青海道的繁盛，更記錄了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漫長歷程。這些被稱為“棺板畫”或“棺板彩畫”的文化瑰寶，不僅是青海古代喪葬文化的實物見證，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圖像檔案”，承載著破譯青海古代文明交融的密碼。

　　塵封千年的“圖像史詩”

　　2002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館的考古人員，在德令哈市郭里木鄉夏塔圖草場被盜墓葬中，發現了三具較為完整、頭大尾小的梯形木棺，其中兩具木棺的側板和擋頭均有彩繪裝飾。此后二十余年間，類似的彩繪木棺板在青海不斷被發現。當考古人員悉心清理和描摹出棺板上的彩繪圖案時，驚訝地發現，這些木板上的彩繪圖案不僅藏著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碼，同時也揭開了絲綢之路青海道沿線喪葬文化的神秘面紗。

　　棺槨裝飾的歷史在中國源遠流長。西周時期，人們便以繡滿紋樣的紡織品“荒帷”（古代覆蓋在棺槨外側的紡織品，上面繡有紋樣，相當于棺槨的裝飾簾幕）裝飾棺槨；公元前5世紀前期，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的內棺以髹漆（一種傳統工藝，把漆涂在木材等器物表面，起到保護和裝飾作用）為底，繪滿龍、神獸、怪鳥與幾何圖案，成為現存最早的繪畫木棺實例。步入魏晉，中原因薄葬之風盛行，棺畫裝飾日漸式微，此后壁畫墓興起……

　　青海省博物館副研究員孫杰介紹，青海彩繪棺板的來源主要有三類：考古工作者搶救性清理被盜墓葬時發掘，在被盜墓葬周邊采集，以及從民間征集所得。目前，它們主要收藏于青海省博物館、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海藏文化博物院、海西州民族博物館、都蘭縣博物館、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館等單位。此外，還有部分棺板畫因歷史原因流散海外。

　　作為公元5世紀至9世紀（南北朝、隋、唐時期）生活在青海西部地區民眾生產生活的直觀呈現，這些棺板畫是了解當時青海地區社會、經濟、文化、軍事，包括衣、食、住、行等方面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它們以圖像的形式，填補了文獻史料的空白，生動再現了古代青海作為文明十字路口的繁榮景象，堪稱一部塵封千年的“圖像史詩”。

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館館藏彩繪木棺板畫側板之一。畫面生動呈現了一幅農耕場景。

　　棺板畫里的古代青海生活

　　青海棺板畫的題材包羅萬象，既有出行、狩獵、騎射、宴飲、擊鼓、耕作、舉哀等鮮活的生產生活場景，也有穹廬氈帳等生存環境的細膩描繪，更有神鳥瑞獸、吉祥紋樣、十二生肖等寓意深遠的圖案。每一塊棺板上的繪制內容并非單一場景的孤立呈現，而是多類題材的有機交織，這種多場景共存的特征，讓每一塊棺板成為一個具象化的“微縮世界”。

　　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館館藏的一塊側板上，恰似擷取了一幅高原春耕的鮮活圖景：畫面中，撒種者腋下夾著圓筒狀種器揚撒籽種，耕者緊隨其后，以二牛抬杠之法牽引單轅直轅犁深耕；耙地則采用前耙后耱的復合農具，由牲畜通過耕索牽引，讓高原耕作效率大幅提升。

　　“這種單轅直轅犁早在西漢中期便已出現，直至唐代仍在多地沿用，與河西魏晉壁畫墓中的農具形制基本一致，如今青海部分農業區仍在使用這種耕作方式。”孫杰說。畫面中，耕作者“小袖短袍、剪發垂項”的裝束，也為研究當時的服飾提供了直觀樣本。這些細節不僅是生產場景的忠實記錄，更映照出古代青海人對土地的精耕細作，畫面中點綴的花草，既作裝飾，亦暗合農耕與自然的共生之道，盡顯高原農耕文明的獨特風貌。

　　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館館藏的另一塊側板上，兩頂穹廬氈帳靜靜矗立。右側氈帳門口，左右各立一名侍者，右側侍者拱手侍立，左側侍者衣飾華美，身著小袖翻領對襟長袍，左手輕撩門簾。帳內，一位身姿婀娜、發髻高聳，身穿白色袍服的女子跪坐其間，懷抱一把琵琶，右手似欲撥動琴弦。左側氈帳略顯低矮，門外侍者撩起門簾，一人正躬身從帳內走出。兩頂帳篷一側，一口釜架于火堆之上，一身穿小袖緊身袍服的男子俯身生火；另一側，三名男子正驅趕著一群羊和兩頭牛朝帳篷走來，牛背上隱約可見馱載的各色物品。棺板右下角，還能看見一群羊低頭啃食青草的恬淡景致。這幅畫面，完美還原了青海高原上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日常，而氈帳的構造細節，也為我們探尋青海古代游牧民族的居住智慧提供了珍貴的實物佐證。

　　海西州德令哈市郭里木鄉夏塔圖墓地出土的一號墓木棺A側板，所繪場景尤為鮮活傳神。畫面由多個情節片段交織而成，遠處連綿起伏的山丘間點綴著花草，為整幅畫面鋪就了雅致的裝飾背景。畫面以左側狩獵場面開篇，左上角四騎飛奔而來，三人緊隨其后、一人位居前列，狩獵者之間是狂奔的黑色牦牛，其中一頭已中箭，鮮血直流。構圖巧妙凸顯人與人、人與獸之間的關系，精準定格了狩獵驚心動魄的瞬間。獵者弓弦拉滿如滿月，牦牛拼命逃竄，生動強化了人物與動物之間的動態張力。左下角，一騎手正引弓射殺飛奔的鹿。緊鄰狩獵場景的右下角，一支駝隊徐徐前行，駝前有三騎引路，駝后有一騎隨行，隊員皆赭色涂面，或穿窄袖翻領長袍、或著圓領長袍，腰系革帶，衣領處用色彩艷麗的紋錦鑲邊，腰間佩戴箭囊，前后相繼，駱駝滿載貨物。面對駝隊，兩名男子雙手攏于胸前，似正躬身迎候。緊鄰駝隊右側，是以穹廬氈帳為中心的宴飲畫面，氈帳頂部開有喇叭形氣孔，帳內一對男女舉杯對坐而飲，二人皆赭色涂面，身穿翻領左衽長袍，腰系飾有聯珠紋的革帶，衣領處鑲著色彩艷麗的紋錦，男子頭戴塔式高冠，女子頭戴方巾，長發不結辮，自然垂于腦后及兩耳兩側。氈帳前左側，隱約可見十二名男子正舉杯歡飲，熱鬧氣氛躍然眼前。

　　青海省博物館館藏的兩塊側板上，環狀聯珠紋內繪有十二生肖，這是漢文化融入棺板畫的鮮明印記。孫杰介紹，十二生肖題材最早可追溯至中原漢地，將十二生肖與喪葬明器相結合的傳統始于南北朝時期，隋至初唐僅見于兩湖、四川等地區，盛唐時期才開始在中原地區流行。由此推斷，彩繪木棺板畫上的十二生肖題材，應是受到了中原漢地的影響。但與中原漢地隋、唐墓葬中多以十二生肖俑或模印于墓室內砌壁磚上的表現手法不同，海西地區發現的十二生肖形象多彩繪于木棺之上。

　　除上述青海省博物館館藏木棺板畫的十二生肖外，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也收藏有一塊據稱采集自海西州都蘭縣的彩繪木棺側板，該側板呈左寬右窄的梯形，以紅色為背景底色，上繪四個聯珠紋圓圈，圈內以黃色為底，再繪十二生肖形象，聯珠紋圓圈之間飾有桃形忍冬紋。正對觀者的左側第一個圓圈內生肖形象模糊難辨，從第二個開始依次為鼠、龍、蛇……

　　孫杰介紹，青海出土或發現的彩繪棺板畫，構圖與題材雖各有側重，但題材選擇始終圍繞“馬上射獵”“穹廬宴飲”“客射牦牛”“男女合歡”“馬隊出行”“駝運貨物”等核心主題，構圖上也形成了較為固定的模式。其典型特征，是畫面多分為上、中、下三層，以遠處起伏的山丘為背景，圍繞穹廬氈帳鋪陳展開。

　　從農耕犁鏵到游牧氈帳，從絲路駝鈴到喪葬靈帳，發現或出土于青海的這些彩繪木棺板畫，每一塊棺板都是文明交融的生動見證，每一幅畫面都是千年生活的“活態史詩”，為我們理解古代青海的社會結構、文化信仰與對外交流，提供了無可替代的視覺證據。

青海藏文化博物院院藏棺板畫（局部），圖中人物身著翻領對襟袍服。

　　多元文化交融的“立體圖景”

　　海西州出土的彩繪棺板畫，并非某一個民族的文化獨作，而是羌、鮮卑、吐蕃等古老民族在高原上繁衍生息時共同參與，又吸附了中原漢地、西域乃至波斯、粟特文明養分的多文化集合體。

　　作為絲綢之路青海道的核心樞紐，海西地區因四方通達的地理格局，自古就是民族遷徙的天然廊道、商旅往來的必經之地，更是不同文明交匯的“緩沖帶”與“融合器”。青海省博物館副館長黃培培介紹：“青海棺板畫的出土地點集中于海西州都蘭縣、德令哈市、烏蘭縣，像德令哈郭里木鄉夏塔圖墓葬、都蘭熱水墓群、烏蘭泉溝墓等核心出土地，連成的帶狀區域恰好勾勒出絲綢之路青海道（吐谷渾道）的主干線輪廓。”

　　獨特的地理格局，自古就讓這里成為各民族遷徙、匯聚的天然舞臺。歷史的長河，為這幅交融畫卷逐層增添了豐富的文化印記，每個民族都在其中留下了鮮明的文化痕跡。早在先秦時期，羌人便在青海高原扎下根脈，其自然崇拜信仰，成為棺板畫中畜牧、祭祀題材的文化底色。隨后，月氏、匈奴的遷徙為這幅畫卷注入了北方游牧文化的鮮活元素，也讓畫面多了幾分豪放氣息。

　　公元4世紀末，慕容鮮卑的一支吐谷渾部西遷建立吐谷渾王國，成為多元文化整合的關鍵推手。青海湟源古道博物館館藏的棺板畫中，畫面中人物“剪發垂項”，身著“小袖短袍”的鮮卑服飾，操作著中原傳入的二牛抬杠單轅直轅犁，正是吐谷渾整合羌人游牧經驗、中原農耕技術與自身文化傳統的直接體現，也讓海西地區甚至青海高原多文化交融的脈絡愈發清晰。

　　公元663年吐蕃滅吐谷渾后，并未摒棄此前的文化積淀，而是以更廣闊的視野進行整合與升華，進一步豐富了棺板畫的多元屬性。考古工作者以郭里木鄉夏塔圖出土的彩繪棺板為樣本分析：畫面中人物“赭面涂紅、頭戴繩圈冠”是典型的吐蕃特征，但個別人物仍保留著典型的鮮卑式“垂裙皂帽”；宴飲場景中，來自西域的胡瓶與高足杯同案陳列，人物袍服領袖的聯珠紋更是薩珊波斯與粟特藝術的標志性符號。吐蕃沒有將前代文化元素排除在外，而是將其與自身文明基因完美融合，讓這幅多元交融的立體圖景最終成型，盡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厚重質感。

　　基于對棺板畫與出土實物的比對研究，黃培培副館長進一步介紹：“一些棺板畫中同時出現了身著不同服飾、從事不同生計（游牧、農耕、商業）、信奉不同宗教的人群，畫面和諧而傳神。棺板畫以直觀的圖像告訴我們，青海這片土地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同開發、共同生活的家園。”

　　多民族除在本土深度交融之外，絲綢之路青海道更以開放的姿態，成為連接中原、西域乃至中亞、波斯的文明紐帶。正是通過絲綢之路青海道，中原的四神（朱雀、玄武、青龍、白虎）信仰、十二生肖觀念，中亞的聯珠紋飾、波斯織錦、粟特金銀器，以及可能源自粟特地區的藝術主題，才得以傳入海西。這些元素融入本地民族的棺板裝飾藝術，造就了海西棺板畫的獨特風貌。而棺板畫中頻繁出現的商隊、滿載貨物的駝群、身著異域服飾的胡商，與出土的中原絲綢、中亞粟特金銀器、波斯錦等實物交相輝映。這種“圖文互證”，生動印證了絲綢之路青海道作為中西貿易干線的繁榮，也直觀展現了不同文明在此的深度互動。

青海省博物館館藏彩繪木棺板畫臨摹圖，從左到右分別為生肖羊、猴、雞、狗、豬。圖片由青海省博物館提供

　　守護與新生

　　青海海西州彩繪木棺板畫，是絲綢之路青海道上凝固的文明印記。然而，這份珍貴遺產自重見天日起，便深陷保護困境：因出土環境的驟然變化陷入顏料失穩危機；后又出現因環境劇變，導致的顏料粉化脫落、線條模糊漫漶等病害問題。部分棺板畫歷經十余年侵蝕，原初面貌幾不可辨，研究者僅能憑借微弱的底色痕跡推測畫面內容，珍貴歷史信息面臨湮滅風險。

　　考古信息的缺失，也進一步制約著青海棺板畫的保護與研究。目前已發現的海西棺板畫，多為采集或征集所得，基本脫離了原始墓葬結構。木棺出土時往往散亂，棺蓋、側板、前后擋的原始配置關系被打亂，這為后續彩繪棺板畫的研究帶來了不少的困難。

　　即便面臨重重困難，青海考古人也沒有放棄對這份遺產的珍視與搶救。2018年，青海省博物館對省內多個文博單位收藏的彩繪木棺板畫進行了統計梳理，并在此基礎上對部分棺板畫進行了拍照、線描、臨摹，每一個環節都嚴格遵循“文物出土時的原始狀態”。

　　2019年，這份工作的核心成果——《塵封千年的歲月記憶：絲綢之路（青海道）沿線古代彩繪木棺板畫》正式出版，成為青海棺板畫研究的里程碑。“青海棺板畫來源分散，資料零散、保存不佳。學術界雖有研究，但缺乏全面系統的權威資料集。該書的出版首次匯集、定名、斷代并高清記錄重要棺板畫，建立圖像檔案，為后續研究提供基準資料。在此之前，棺板畫研究多依賴于個別墓葬的簡報或學者的臨摹線圖。該書通過提供高清彩版、矢量線描圖和多角度細節照片，為學者進行準確的圖像分析、風格比較和文化源流考證奠定了堅實的材料基礎，旨在將棺板畫研究從以圖證史的初步階段，推向更深入的圖像史學研究層面。”黃培培副館長說。

　　彩繪木棺板畫的保護任重而道遠，可喜的是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這方面也有了很好的突破。2021年，在青海省文物局組織協調、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的技術支持下，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珍藏的郭里木彩繪木棺板畫保護修復項目正式啟動。

　　項目對出土于德令哈市郭里木墓地的5塊棺板畫進行了系統修復。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土文物保護部主任高志偉介紹：“由于郭里木棺板畫出土時間較長，保存狀況不佳，呈現彩繪顏料脫落、胎體變形等病害，且畫面表層被沙土覆蓋，影響視覺效果。為了保護這份珍貴的遺產，我們利用兩年時間，全程遵循‘不改變文物原狀’‘最小干預’‘可識別、可再處理’的原則，從清理框架搭建、工作區域劃分，到畫面加固、矯形粘接、修復，每一步都以科學數據為支撐，最終實現‘遠看一致、近觀有別’的理想效果。修復后的棺板畫最大程度恢復了歷史原貌。”

　　在修復過程中，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文保人員依托科學檢測數據支撐，對棺板畫的材質、顏料成分及制作工藝有了全面的認識。保護修復人員通過微觀顯微分析確定棺板木材樹種，用紅外光譜、衍射分析儀檢測出木板降解程度，依托掃描電鏡能譜分析、X射線衍射、拉曼光譜等技術，檢出各類礦物顏料的主要成分。更以熱裂解氣相色譜確認顏料膠結物為動物膠，為修復材料選擇奠定科學基礎。依據生漆的材料特性與可逆性原則，選用生漆作為棺板黏接劑，畫面局部復原時嚴格采用與古代相同的礦物顏料，借助紅外照相技術獲取的數字化信息完成畫面摹搨與復原，讓模糊內容清晰呈現……2024年初，郭里木棺板畫修復項目通過青海省文物局專家驗收，標志著這批珍貴遺存正式重獲新生。修復完成的郭里木棺板畫，不僅填補了吐蕃時期美術考古與絲路文化研究的空白，更成為西北干燥地區木質彩繪文物保護的典范。

　　拂去塵埃，光華再現；穿越千年，印證歷史。青海棺板畫作為高原文化瑰寶，是青海多元文化融合的歷史基因，深蘊其中的文明交融密碼，不僅是青海文化建設與民族團結的底色，更是講述“中國故事·青海篇”的重要載體，將為增強文化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提供不竭的精神動力。

　　（來源：青海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