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當中，有人是國產專家，有人是享譽海外的科學家，有人改寫中國核武器歷史，有人隱姓埋名，有人奉獻一生，有人犧牲生命，黨和人民永遠無法忘記……
愛我中華 有召必回
1938年，當日寇的鐵蹄在中華大地肆意踐踏時，一名23歲的年輕人踏上了遠渡英國的客輪，去國離鄉去求學，這名年輕人叫彭桓武。
留學期間，他是理論物理大師、量子力學創始人之一馬克斯·玻恩的第一位中國弟子，由于出色的工作成就和令人矚目的學術地位，他在英國獲得兩個博士學位。
當他獲得令人羨慕的名利和地位時，心中卻牽掛著祖國，他決心要讓祖國借助原子時代的科學技術強大起來。有人問他為什么回國時，他說：“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
1947年，彭桓武回到了魂牽夢縈的祖國。回國后，他奔波于北京和青海，長期從事理論物理的基礎與應用研究，先后開展了關于原子核、鋼錠快速加熱工藝、反應堆理論和工程設計以及臨界安全等多方面研究，為中國原子能科學事業作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隆隆禮炮聲讓另一位年輕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這個25歲，獲得美國密執安大學博士學位的年輕人叫朱光亞，1950年2月，他毅然放棄國外的優厚待遇，踏上了歸國的輪船，投入到新中國創業的熱潮中。
在目睹了朝鮮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耀武揚威的丑態后，朱光亞堅定了獻身國防科技的終身信念。
1959年中蘇關系惡化，援華蘇聯核武器專家撤走時毀掉了所有帶不走的資料，使中國核武器研制處于大海撈針般的困境。擔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和第四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的朱光亞，協助副部長錢三強和所長李覺，組建了一支中國核武器研制大軍，1963年3月，他又隨千軍萬馬奔赴221基地，參加草原大會戰，他既抓技術指導、業務協調，又抓科研機構、隊伍建設和管理，是一位“杰出的科技帥才”。
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發展壯大獨立民族工業體系急需一大批力學人才。
1956年，47歲的郭永懷不僅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教授，而且已經是享譽國際的知名科學家，尤其是在與航空工業密切相關的空氣動力學和應用數學方面有著矚目的學術成就。
雖然歸國心切，但郭永懷的重要成就和國際聲望，卻成了他學成歸國的羈絆，為此，郭永懷燒毀自己積累十多年的科研資料和講義文稿順利回國。
和朱光亞一樣，中蘇關系破裂后，郭永懷臨危受命，奔赴青海核基地，開始科研攻關。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后，郭永懷又立即參與氫彈、導彈和衛星研制，1968年10月3日，郭永懷又一次來到青海基地，為中國第一顆導彈熱核武器的發射以及試驗做準備工作。
兩個月后，他在試驗中發現了一個重要線索，決定匆忙趕回北京匯報。可是，12月5日凌晨，當飛機在北京機場緩緩降落時，出現了嚴重故障，失衡墜毀，郭永懷不幸遇難。搜救人員在飛機殘骸中找到郭永懷的尸體時，發現他跟警衛員緊緊抱在一起，兩個人懷中緊緊抱著公文包，里面是保護完好的核武器絕密資料。
……
彭桓武、朱光亞、郭永懷……這些“兩彈一星”元勛懷著以身報國的豪情壯志，用熾熱的愛、深沉的愛，孕育了祖國“兩彈一星”的壯麗偉業。
隱姓埋名 無私奉獻
特殊的使命需要特殊的人去完成，還需付出特殊的代價。在那個決定國家命運的時刻，一些中國籍科學巨匠突然從國際科學界神秘消失，他們義無反顧踏上西行的征途。
1950年，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僅9天的鄧稼先，婉拒了導師的好意，放棄繼續深造的機會，沖破重重險阻，與100多名中國留學生一道登上郵輪啟程回國。
回國后，中央層層篩選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的最佳人選，鄧稼先被選中，從此他從人間“蒸發”，隱姓埋名數十年。
1958年8月，鄧稼先被調往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所（1985年1月更名為“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擔任理論部主任，擔當起核武器理論設計的重任。
他領導著20多個剛畢業的大學生，從仿制到自主研制，一切從頭摸索，經過不知多少個不眠之夜，鄧稼先終于確定將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質性質三個方面作為主攻方向，為我國原子彈理論設計工作作出了最重要的貢獻。
從接到任務開始，他甚至做好了為核事業奉獻生命的準備。1979年的一次核試驗中，鄧稼先不顧一切地拿起一塊破碎的彈片進行觀察——這可是死神之吻啊！他的身體遭到了難以估量的放射性钚輻射傷害。
1985年8月，鄧稼先被確診為直腸癌，一邊治療，一邊仍潛心研究著核武器的發展，并在病房擬定了給中央的關于我國核武器發展建議書。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因全身大出血，醫治無效，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在生命的最后時刻，鄧稼先對妻子許鹿希說：“假如生命終結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選擇中國，選擇核事業。”
夢里依稀回草原，幾番風雨競風流，披肝瀝膽終不悔，丹心一片未曾休。
是什么指引著這些英雄燃燒激情、奮勇在前？答案是“以身許國”。
1963年春天，56歲的王淦昌帶頭離開北京奔赴221基地。自此，這位在蘇聯發現反西格瑪負超子而蜚聲國際的世界科學家音訊全無，在221基地的核科研隊伍里卻多了一個名叫“王京”的人。
“王京”——將自己的一切都獻給祖國，在隱姓埋名的17年里，王淦昌從來沒有過怨言，踐行了“我愿以身許國”的諾言。
隨著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的完成，王淦昌隨設計、生產人員大舉遷到青海高原上的核武器試驗基地。高原缺氧、風沙嚴寒更甚，但他依舊沖在前頭，頂著感冒、咳嗽、發燒、血壓升高也堅持到試驗基地檢查指導。經過多次大大小小的冷試驗、熱試驗，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原子彈爆炸成功后，氫彈也在加快研制。王淦昌不畏寒暑，夜以繼日，距第一顆原子彈試驗成功后僅兩年零兩個月，氫彈原理試驗成功，他將畢生的智慧和精力全部奉獻給了祖國的科學事業。
同樣，于敏也是一個“神秘人物”。
1961年1月，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在理論物理方面很有天賦的研究生于敏，接受了熱核武器原理預先研究的任務，從此隱姓埋名長達30年。
他和同事們從一張白紙開始，廢寢忘食、晝夜奮戰，決心趕在法國前研制出氫彈，為祖國爭光。
1965年9月至11月，一場創造歷史的上海“百日會戰”打破僵局，于敏帶領的團隊在100多個日日夜夜里，分析堆積如山的計算紙帶，終于形成一套從原理、材料到構型基本完整的物理設計方案，不久，氫彈原理試驗獲得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試驗圓滿成功。
于敏說：“一個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留取丹心照汗青，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進祖國的事業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
攻克難關 勇攀高峰
在艱難的環境中，他們廢寢忘食、苦心鉆研，突破了理論大關，攻克了一個又一個科學難題，他們鋼鐵般的意志、勇攀高峰的堅強信念永遠留在了人們心中。
1960年夏，當時還是南京大學教授的程開甲成為我國核武器研制隊伍中重要成員之一。原子彈研制初期，已經是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的他，第一個估算出原子彈爆心壓力和溫度，解決了一系列理論和技術難題，建立了中國特色的核試驗科學技術體系。
首次地下核爆炸成功后，為了掌握地下核爆炸的第一手材料，程開甲決定進入地下爆心進行考察，他穿上防護衣，戴上口罩、手套、安全帽，和幾百名工作人員，冒著40攝氏度以上的高溫，向已被爆炸波擠扁的洞口前進，取得了許多第一手珍貴資料和數據，這在我國前所未有，在世界試驗史上也無先例。
他總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參與主持決策了包括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兩彈”結合以及地面核試驗、首次空投核試驗等30多次核試驗，并研制試驗所需的各種設備和儀器，在一次次的核試驗中創造著奇跡。
貢獻無言，精神永存。
1947年，享有國際聲譽的金屬物理學家陳能寬，帶著妻兒回到祖國，1960年，他受命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
他放棄自己卓有成就的研究領域，率領一支平均年齡只有20歲的年輕隊伍，在極為簡陋的條件下，向世界最尖端技術發起挑戰。
沒有試驗容器，就用鍋碗瓢盆，沒有計算機，就用算盤，原子彈那數以萬計的精密數據，都是他們手工算出來的，他們僅用兩年時間就手工造出上千枚炸藥部件，做了上千次試驗，初步建立起核武器爆轟物理理論和試驗體系，完成了相關設計和測量研究工作，并帶動了炸藥及光、電測試的技術攻關。在陳能寬和王淦昌等人的組織領導下，大型爆轟試驗節節突破，為原子彈、氫彈突破奠定了重要基礎。
科學家們勇于攻關、敢于創新、善于攀登，將愛國之心、強國之志深深融入對科學的追求之中。
1959年9月，在莫斯科從事高能物理研究工作的周光召，得知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時，他與20多名中國專家學者聯名請纓：回國參戰！
1961年周光召回國，那時，科研人員正緊張地進行著原子彈方程式的計算，歷時一年，每天三班倒，理論計算取得的數據總是小于蘇聯專家提供的參數。
周光召仔細檢查了9次計算結果，認為計算并沒有問題，他認定大家的計算是合理的，這意味著對蘇聯專家的質疑。但是，一個從未搞過原子彈的人想要否定蘇聯原子彈專家給出的數據，談何容易！
于是，周光召便開始著手推翻蘇聯數據的可靠性，經過連續多日的仔細研究，最后他巧用“最大功原理”反證了蘇聯數據有誤。
周光召以一己之力，結束了一年的爭論，掃清了原子彈研制過程中的一個障礙，堅定了中國核武器研制自力更生的信心，對我國高科技事業發展有著不可估量的強力推動作用。
為有鉆研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他們為之奮斗的崢嶸歲月，見證了我國國防事業由弱到強、由單一到立體的偉大飛躍。
如今，當我們沐浴在和平的陽光里，行走在新時代的征程上，無不感念這些科學家，他們“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的精神財富，將在新時代建設的征途上被大力弘揚、傳承和踐行。
手記：千千萬萬皆英雄
60多年前，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鎮原子城的神秘禁區內，廣大科技工作者、工人、干部、牧工、家屬，還有人民解放軍、警衛部隊指戰員，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用較少的投入和較短的時間，突破了原子彈、導彈和人造衛星等尖端技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在這項偉大工程中，不僅有“兩彈一星”功勛，還有幾十位科學院和工程院院士，更有無數名將軍、士兵、專家、普通工人、牧工，他們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譜寫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創業史，他們也都被載入史冊，成為“兩彈一星”精神耀眼的標識。
采訪中我們得知，在“兩彈”研制過程中，全國先后有幾十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多個部、院和解放軍有關單位，包括幾百家工廠、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參與其中，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在服役近40年的奮斗歷程中，共有數萬人參加了“草原大會戰”。
他們無私奉獻、團結拼搏、勇攀高峰，攻克了原子彈、氫彈的尖端科學技術難關，成功進行了16次核試驗，實現了武器化過程，生產出多種型號戰略核武器裝備部隊……選擇了核事業，他們就選擇了隱姓埋名，選擇了默默無聞。
楊承宗，我國著名放射化學家，是從巴黎居里夫人試驗室歸來的博士學子。楊承宗放棄國外優厚待遇，回國拿著每月1000斤小米的薪酬卻義無反顧、刻苦努力、辛勤工作，在我國放射化學的建立和“兩彈一星”工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不在“兩彈一星”表彰的科學家之列，甚至連院士都不是，但對武器級核材料的制備作出了重大貢獻。
“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彭桓武總是把功勞歸功于集體，在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時，執意把獎章送到單位，并寫下“集體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新日日新”的題文，他一直認為，研制原子彈離不開集體的智慧和力量。
匯溪流以成江海，聚沙石以成高山。“兩彈一星”的研制凝聚了數萬科研人員、工程技術人員和干部、工人、牧工、解放軍指戰員等無名英雄的智慧和奮斗，這壯麗的事業是幾代人連續奮斗的結晶，輝煌和光榮屬于每一個曾在這條戰線上奮斗過的無名英雄。
就像“兩彈一星”功勛陳能寬詩中所言：不辭沉默鑄堅甲，甘獻年華逐紫煙，心事浩蕩終不悔，春雷作伴國尊嚴。
千千萬萬個無名英雄為民族復興、國家富強而無私奉獻、不懈奮斗，他們的崇高精神將激勵一代代中華兒女不忘初心、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