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經年》亦載“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見西王母。”四十年后，西王母入朝，進行了回訪，“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樓祖詒在《中國郵驛發達史》中說：《穆天子傳》乃一純然旅行日記，依其干支，考證地理，皆歷歷不誤，“實乃古代交通史”。周穆王去途輸絲，回歸載玉，數量巨大，這些記載雖然充滿著神話傳說的美麗色彩，不能全作信史，但反映出當時絲綢之路青海道交通的暢達，西部羌人與西周中央王朝間密切的聯系。滿載美玉而歸則從另一個側面說明，青海河湟玉石之路是絲綢之路的先驅。

　　據漢文史籍記載，大約在戰國至秦漢間，居黃河上游、河湟一帶的古羌人族群，又有一次大規模遷徙活動。春秋時期，秦國向西大興開疆拓土，兼并和征服了西北大量的戎人、羌人。秦穆公“用戎人由余謀伐戎王，蓋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而河湟羌人，由于地處邊遠，秦國勢力一時還達不到，故得以保存其原來的種族和文化。戰國初，生活于黃河上游和湟水河流域的一部分羌人，還處在原始社會末期。時“河湟間，少五谷，多禽獸，以射獵為事”。公元前7世紀初以后，秦襄公以兵護送平王遷都洛邑有功，賜岐山以西之地，并宣告：“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即有其地。”“秦之西界遂至西寧、敦煌等地。”在秦國的強大軍事壓力下，河湟地區的羌人部落不得不改變自己原始的生產、生活方式，向農耕兼畜牧和生產過渡。約到公元前5世紀時，文獻資料中出現了河湟地區名姓可稽的最早居民——羌人首領無弋爰劍。先“為秦所拘，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后得亡歸，秦人追之急，藏于巖穴中得免。……遂俱亡三河間。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為豪。”《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間。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水也。無弋爰劍的到來，揭開了河湟羌人歷史新的一頁。河湟羌人由射獵到田畜、民族人口的增加，農業先進生產技術的傳播，以及羌人習俗的由來等等都歸為無弋爰劍的功勞，因而被看成河湟羌人的始祖，其事跡為子孫后代所傳誦。然至無弋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秦穆公的霸業，曾兵臨渭水上游，滅狄戎和羱戎，使河湟諸羌受到極大威脅。秦穆公稱霸西戎的殘暴行徑，留給羌人深刻的印象。為避秦兵之禍，無弋爰劍的后裔們紛紛率部離開故土遠徙，揭開了河湟羌人第三次的移民遷徙風潮。除了忍與其弟仍留原根據地湟中外，其叔父率其部落“賜支河曲西數千里”，“其后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其叔父率部所徙之地當在今青海西南界或西藏的東北角。其后發展成為“發羌”、“唐旄”，成為藏族先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還有一部分羌人部落遷徙到了千里之外的柴達木盆地及南疆昆侖山地區，與原先離開大夏河流域，在周穆王西行時已深入青海腹地定居的大夏人融為一體，其后發展成為“婼羌”。此外，還有一部分羌人種落陸續向西南移動，“或為牦牛種，越巂羌是也(雅礱江流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岷江流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白龍江流域)。”這些遷徙西南地區的羌人與當地原有土著居民融合并共同生活，以后發展成為西南藏彝語族各支的先民。文獻和考古資料顯示，先秦時代古羌人的足跡幾乎遍及甘、青、川、滇、藏，甚至達到新疆境內。古羌人不僅與中原地區，而且與北方蒙古草原、西南的青藏高原、西部的天山以南等地區的各個民族均發生過密切的關系。至此，以河湟為中心，東連洛陽，西通南疆，西南可達吐蕃，東南可下四川的孔道——絲路羌中道全面貫通，人類文明的腳步就是伴隨著這種移民的步伐從東到西，從此向南傳播著。(官文華)